不止是把生意“搬到”网上，各环节、全流程的数字化推动实现贸易便利化

与陶小燕同在商贸城一区的徐嘉蔚，从事饰品生意已经10余年，产品主供欧美市场，原材料则是日本进口。得益于提前布局贸易数字化、拓展了多元化的线上渠道，在疫情冲击面前，其线上订单呈现井喷式增长，年销售额由2020年不足20万元，提升至2021年的200万元。

陶小燕、徐嘉蔚的故事，正是义乌贸易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缩影。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地和中国重要的贸易窗口，义乌加速实现贸易转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全力推进“电商换市”工程。

疫情催发线上大市场，线上平台助力新产品发布会、视频订货会开到“云端”

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在网络基础资源方面，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域名总数达3593万个；移动通信网络IPv6流量占比已经达到35.15%。在信息通信业方面，截至2021年12月，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数达142.5万个，全年新增5G基站数达到65.4万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150个，接入设备总量超过7600万台套，全国在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2000个，工业互联网和5G在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融合创新应用不断加快。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产业规模都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并在很多产业领域领跑全球。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看来，数字贸易推动了贸易便利化，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降低了贸易成本、丰富了参与主体、减少中间环节，同时强调个性选择。数字化推动了数字服务融入和改变全球价值链，数字服务在价值链中的收益和比重不断地增加，导致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将会获得更多收益。

广交会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云广交”的变化是中国疫情下拥抱数字经济浪潮的缩影。从直播带货、云端探厂、线上洽谈，到模拟场景、沉浸体验等全链条数字化融合，参展企业早已驾轻就熟，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贸易数字化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网络通信、存储计算、融合应用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近年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成就为其提供了强力支撑。

超大规模市场、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规模优势支撑贸易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以数字化驱动贸易主体转型和贸易方式变革，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环境。完善数字贸易促进政策，加强制度供给和法律保障。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探索放宽数字经济新业态准入，引进全球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运营总部、研发设计中心、采购物流中心、结算中心，积极引进优质外资企业和创业团队，加强国际创新资源“引进来”。

（中国纪检监察报）

据徐嘉蔚介绍，国外客户下单后，工厂会根据交货周期，安排生产计划，生产完毕后就会运送至客户指定的仓库，由合作的外贸公司进行验货、报关、订舱等事宜，随后通过公路或义乌宁波海铁联运的方式短驳至宁波舟山港、北仑港、穿山港区装船出海。

数字化引擎助推外贸新发展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主要经济体和货物贸易大国，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明显，助推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贸易数字化助力中国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贸易数字化转型给受疫情影响的外贸企业带来了什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数字化智能技术，集成外贸供应链各环节数据，我国有什么样的优势？记者采访了有关外贸企业。

“由于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电子商务起步较早，市场氛围比较好，企业运用网络技术进行营销的能力也比较强。”王健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规模庞大、分布广泛，中国的制造业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并呈现出巨大的制造业产业规模优势。对于国外市场消费端的需求，中国制造能够做到有效覆盖，同时又可以做到种类丰富、价格合适，因而依托数字技术，就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以及数字技术的升级，特别是疫情的影响，当前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的最新发展形态。“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特别对于欧美西方国家消费者来说，网络购物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更安全的消费环境，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网络消费习惯。”王健告诉记者，随着跨境电商平台如亚马逊、Ebay等发展，国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因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转型贸易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