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GDP年均9.9%的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也随之快速提高。同时，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国民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而历经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人口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人口结构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极大发展。然而，一方面，随着人口生育率的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2000年以后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趋势逐步显现，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空间分布不均等结构性失衡亦随之出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由此，人口结构的弱化与经济增长的转型相叠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极大阻力。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人口结构变动通过改变劳动力供给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从而改变贸易结构，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在这一态势下，若由人口结构失衡弱化贸易发展水平，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道紧迫考题。“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是关键，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面临挑战；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国需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大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寻求国际合作。因此研究中国的人口结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而艰难摸索前行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经济要想呈现出各方所期待的“内生性”增长，尚须聚焦于这三大方面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

二、研究动态

首先，从人口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看，诸多学者考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贸易的影响，认为年龄结构主要通过影响国民储蓄、劳动参与率等对贸易产生影响。例如，人口老龄化在加重养老负担，降低储蓄率的同时，与老年人需求相适应的投资上升，抑制出口；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增加，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形成出口成本优势，显著促进产出增加，进而促使贸易顺差增加[1-3]。也有不少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要素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将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有利于对外贸易总量的增加和贸易技术的扩散[4]。关于贸易结构对人口结构影响的讨论集中于人口的城乡结构与人力资本两大视角，一方面，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人口城乡结构优化升级[5]；另一方面，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可增强学习模仿能力并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激烈的国际贸易自由化激励国家增加技能劳动人员需求，从而加大企业员工技能培训，均可提升人力资本[6]。但贸易的溢出效应并不能无限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本身需积累到一定水平，例如对外贸易使得中国高等程度教育的人力资本提升更快，而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却受到抑制[7]。此外，陈维涛利用微观数据库证明，出口的提高不仅能有效促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能够增加其子女的代际教育水平，将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8]。

其次，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多数学者认为进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出口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正外部性，促进经济增长。但近几年，亦有不少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不起显著作用抑或起阻碍作用，揭露出当前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认为目前中国贸易方式粗放，只在总量上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最根本的贸易结构效应无法体现，从而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9]；另一方面，先前出口主要依赖闲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现已逐渐改变传统贸易模式，故而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10]。此外，徐建中实证分析发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基于FDI强度的双门槛效应，随着FDI强度的不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随之变动，当FDI强度介于某个区间值时，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跨过该值则效应有所减弱[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