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受创严重，经济发展各项指标急剧下滑，显示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影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势力，中国的贸易对象逐渐由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0—2017年的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大致情况：中国对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出口额逐年上升，且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11.88%上升到2017年的23.13%，上升了将近一倍；中国从新兴市场各国的进口额也在逐年攀升，且新兴市场占中国总进口份额比重越来越高，从2000年的14.13%上升至2017年的17.04%，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规模和贸易潜力日趋扩大。

一、文献综述

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认为企业的出口贸易成本使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发挥作用[1]，且每种产品的贸易成本都不一样(Bernard,2006)[2]，因此公司内部需要对生产进行调整。贸易成本是指商品在到达最终消费者手里之前，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减去生产边际成本(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3]，它包含了运输费用、关税和非关税、信息成本、汇率成本、合约成本、法律成本以及分销成本(冯晓玲，2018)[4]。

衡量贸易成本的方法有两种：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直接测度法选用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得到的或某一类别的贸易成本作为总体贸易成本来进行衡量，例如Venables(2001)在研究时将运输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关税加总作为贸易成本[5]，但是该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非关税壁垒等因素现如今已经成为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影响值很难被测量到，因此会造成较大的误差。Anderson(2003)在传统引力模型中融入贸易成本，从多方面来测算贸易成本，但是他假设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与实际情况不符[6]；其后Novy(2006)改进了该模型，发现了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并且认为双边贸易与贸易双方各自的国内贸易对贸易成本影响极大[7]；Melitz(2008)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贸易成本进行分析与计算[8]；Novy(2011)在其后证明了Novy模型可以在企业异质性模型中被推导出来，之后的学者在测算有关贸易成本的指标时，多数采用Novy(2011)模型[9]。

关于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Hummels(2002)发现国家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据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小的经济体无法克服这么大一笔投资来进行国际贸易[10]；Felbermayr & Kohler(2007)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减小贸易壁垒对各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11]；Jacks et al(2008)提出关税、距离、汇率以及是否为殖民地都是影响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12]；同时，不同国家的公司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为了搜索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需要付出大量的信息成本，如果两个公司曾经有过贸易历史，那么信息成本将会低于未发生过贸易的公司(Rauch，2001)[13]；王洪涛(2014)提出，是否具有共同边界、文化是否有差异以及汇率水平都会影响到贸易成本[14]；另外，双边人均GDP差值、人口规模、距离因素、贸易国开放程度都会对贸易成本产生影响(熊立春、程宝栋，2017)[15]。

周丹(2013)测量了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的弹性，发现弹性变化幅度较大[16]；李国鹏、王绍媛(2018)发现经济一体化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但是存在一定的时滞性[17]；吴红梅、程宝栋(2018)发现中国与巴基斯坦1996—2015年双边贸易成本变化趋势呈波浪形，但是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18]。

国内外关于测度贸易成本的文献较为丰富，且大多数学者利用Novy(2011)模型来测度双边贸易成本，而国际上关于新兴市场的研究较少，对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贸易成本的测算几乎没有。巩固和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所需要，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利用Novy(2011)模型，测算中国与新兴市场各国2000—2017年的贸易成本，并分析其变化趋势，研究选取的样本时间较长，样本国家为具有代表性的金砖国家和金钻国家，研究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其中，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成本的因素，分析双边贸易成本波动的原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贸易成本的测算

(一)测度方法